为什么澳洲好？
我出生在上海，后随父母迁至江苏南通。1927年，我家在南通创办了一所纺织学校——广惠纺校，作为广惠纱厂(现为南通棉纺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的职工子弟校附设于厂内。因为当时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又缺乏足够的技术工人，所以招工标准定得相当宽泛，凡是能走动的适龄青年大多被招进厂。从上海、南京等地招收的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学徒进厂后，先安排在车间当挡车工或摇纱工，一年后转为正式工人。我们这些出生在通州的小学徒，被称为“小老粗”；而来自苏州、上海的师傅们则自嘲是“老老粗”。
当年，工厂实行的是包分配体制，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各个车间，从事不同的工作。由于我的家乡离南通比较近，而且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因此我被分配到了细纱车间。 刚进入厂区，映入眼帘的是巍峨的高楼和整洁的广场，再往里走，是一排排布局有序的厂房。我工作的细纱车间共有四层，生产现场干净明亮，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虽然父亲曾在上海滩上过的大学，但是我对知识的渴望并没有因为他家庭的富裕而得到满足。我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阅读图书馆里的书籍。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每一层楼都配备了一个阅览室，可供工人们随时借阅。在这里，我接触到了《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阅读了《牛虻》《悲惨世界》等外国著作，甚至还翻到了《鲁迅全集》。
我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从一名普通的挡车工逐步升任厂长。我从来没忘记过父亲的教导，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丢下书本。通过自学，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1985年初，我受邀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做为期一周的访问学者。尽管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而且在故乡也已经小有名气，但我在哈佛校园里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乡巴佬”。每听到别人谈论令我听不懂的问题时，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无知的“文盲”。 记得在一次午餐会上，一个美国朋友问我：“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吗？” “不知道。”我诚实地回答。 “有10亿。”他继续说。 “10亿是什么？”我还是答不出来。 他笑了笑，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啊！” 我点了点头，心里暗想：10亿，真是太多了，我根本数不过来。 在那一周的访问中，我见到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当时正在酝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克林顿总统驻美大使雷德菲尔德以及后来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施密特教授。
回国后，我将自己在哈佛的经历告诉父亲。父亲听我说完已经走出国门、步入中年一事后，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你终于成了个大人啦！” (沈家麟口述，刘统整理)